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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历史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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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沿革 |
早在五、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人类就在这块雨量充沛、四 季如春、滨临南海的土地上生息、劳动、繁衍，他们留下的足迹遍布深圳地区，他们所从事的农耕、狩猎、捕渔活动写下了深圳人早期的创业史话。
深圳在周朝、春秋战国时，是百越族人生长、栖息之地，战国晚期，人们学会冶炼和使用铁器，生产力较之原始社会有较大的提高。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了六国后，发动了三次平定岭南的战争，于公元前2i4年统一岭南，分设三个郡：南海、桂林、象郡，深圳属南海郡的番禺。
西汉初期，岭南地区属南越国。公元前11I年，汉武帝攻灭南越，设置南海等九郡，深圳地区又复归南海郡番禺县。这一时期，。封建制度得到巩固，其政治、经济、文化都有很大的发展。汉政权在今南头设立南海郡番禹盐官。从南头、西乡、沙井的出土文物看，当时深圳地区已融合了先进的中原文化。三国时吴国至晋代归原主均设立了司盐都尉、总理盐税，并在今天深圳南头建筑城镇，名为"芜城"。 东、西晋及随后的南北朝时期，中原大地战火纷频，广东地处南陲，相对比较稳定，因此，中原人民大批南移，极大地促进了岭南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公元331年，东晋政权在南海郡东南地带设置了东官郡，郡辖宝安、怀安、兴宁、海、海安、欣乐6县，郡府和宝安县治均设在南头。"东官"就是"东方盐官"的意思，而6县之首的宝安，以现在东莞县樟木头以西的宝山而得名，意思是"得宝而安"。当时的宝安县包括今天的深圳市、东莞、中山、珠海以及香港地区。这是深圳地区最早建立国家行政机构的历史。深圳作为广东南部东官郡6县的行政中心，曾经盛极一时。
从宋、齐、梁、陈各朝到隋，东官郡均被废除，宝安县改属广州总管府。 公元757年，唐政权将宝安改名为东莞（官），县治从南头迁往涌（今东莞县城附近），归广州都督府管辖。唐政权在屯门驻军2000。
宋朝沿袭唐制，这一时期的深圳成为我国南方海上的交通门户和军事要冲，设有"巡海水师营垒"， 驻防军南头。随着我国海上"陶瓷之路"的兴起，社会经济特别是对外贸易日益发达，采捞珍珠、人工养蚝、种植香树，提取制作香料都有较快的发展。 唐、宋时代的盐业生产继汉、晋以来也长盛不衰，著名的归德场（沙井一带）、东莞场（南头一带）、黄田场（今新界一带），都被列入广东13大盐场之列。
公元1195年，宋朝统治者禁止人民制私盐，激起了盐民的起义，朝廷派兵进行了残酷的镇压。
公元1276年，元军攻陷南宋都城临安。文天祥、张世杰、陆秀夫等抗元名将护卫南宋皇室南迁，先后转战浙江、福建、江西、广东，逃抵九龙官富（现在香港境内），建有行宫，后来退守新会崖山。1279年，崖山兵败后，陆秀夫背负幼帝投海自尽。文天样在海丰五坡岭战败被俘。在经珠江口伶仃洋押往崖山途中，他写下了"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涵汗青"的千古绝唱。为了纪念这位先贤，其后代在南头建有信国公文氏词。
元朝时，深圳地区的采珠业有进一步的发展，南山半岛的后海和大鹏岛的龙岐是著名的珍珠产地。明王朝统一岭南后，于1394年建筑了东莞守御千户所城（今南头古城）。管辖汛地六处，东到陆丰合作经营碣石，西到上川岛，成为著名海防重镇，有"虎门外卫省会屏藩"之称，与此同时，还建立了大鹏守御千户所。1565年，为防御外敌入侵，明朝水军又设立了南头水寨（广东6大水寨之一）。公元1521年，深圳发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反抗欧洲殖民侵略的战争。广东按察使汪宏率领水军在南头军民的配合下，一举全歼了入侵屯门的葡萄牙舰队，烧毁了侵略军陆上营寨，获得了反侵略战争的胜利。明朝时，倭寇日益猖獗，经常侵扰我国东南沿海，杀人放火，为了有效地抵御倭寇海盗的入侵，1572年，广东提刑按察副使刘稳上疏朝廷，请示设置新安县（包括深圳及香港地区）。"新安"有"革故鼎新，去危为安"的意思。1575年，朝廷准奏，设立新安县，直属广州府，县治在南头旧城小根据史书记载，曾在深圳地区抵抗过倭寇的著名将领有戚继光、俞大猷、汤克宽等。
明末清初，深圳地区也曾成为反清的战场，被称为南明广东三忠之一的永历朝兵部尚书张家玉与西乡陈文豹合兵抗清，曾三守西乡，二攻南头，后来在增城失败，投塘就义。永历朝参将李万荣占据新安大鹏所，领兵数千人抵抗清兵前后长达12年之久。
公元1666年，清政府为防止郑成功及明代遗民利用沿海地区进行抗清活动，曾对东南沿海五省实行"迁界"政策，新安2/3土地上的居民被内迁50里，新安县也一度并入东莞。为了军事目的，清政府在边境修筑深圳、盐田、大梅沙、小梅沙等边防墩台，这是古籍中第一次出现"深圳"名称。广东巡抚王来任深感人民流离失所的痛苦，冒死上疏皇帝，要求复界，两广总督周有德也支持复界，终于在1684年恢复新安县. 为了恢复生产，清政府采取特殊政策：兔地租，送耕牛，送谷种，鼓励人民重回开垦，大批客籍居民纷纷迁来屯戎。到1818年，新安县的居民发展到22万多人，经济文化有相当发展。
历史进入19世纪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对东方进行殖民扩张。走私鸦片就是这种侵略、扩张的前奏。英、美等国通过武装走私和贿赂清政府官吏，把大量鸦片从印度输入中国，给中国人民造成深重的灾难。清政府曾在南头设立总兵，并派遣水师营进驻，在南头、赤湾、沱泞、九龙等地设置炮台。嘉庆年间还在九龙、东涌增设城寨，并派大鹏协水师副将进驻新安九龙。鸦片战争前，英国侵占与南头遥遥相对的内伶仃岛，作为屯集和走私鸦片的基地，珠江口发生过多次由英军挑起的海战。福建水师提督刘起龙将军便是在反击西方殖民主义者入侵的战斗中战果显赫的将领。1838年，鉴于烟毒泛滥，道光皇帝令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主持禁烟。第二年，林则徐将收缴的2万多箱鸦片在虎门海滩当众销毁。新安人民击鼓舞狮，燃鞭放炮，进行庆贺。与此同时，林则徐重新规划布防，以抵御侵略者的武装进犯。这一年9月，英国兵船在新安九龙山洋面，向中国水师武装挑衅，遭到大鹏营参将赖思爵率领的爱国官兵迎头痛击。10月，英内阁决定发动侵华战争。1840年，终于爆发了鸦片战争，腐败的清政府自毁海防，丧权辱国，于1842年，与英国签订了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尽管如此，新安人民还是采用多种斗争方式与英国侵略军进行斗争，如组织火船队，夜袭英国兵船。
鸦片战争失败后，清廷被迫将原属新安县的香港岛割让给英国。1860年，英法攻陷北京，清廷又被迫割让九龙半岛南端尖沙咀给英国。1898年，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英国又乘机强迫清政府订立所谓《中英拓展香港界址专条》，将新界租借给英国99年。这样，原面积为3076平方公里的新安县有1055．61平方公里成为英国殖民地。
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深圳地区百业凋零，广大人民陷入极端贫困的境地，许多人被迫"卖猪仔"或出洋谋生。不少有识之土高举义旗反抗清政府的压迫，先后在这一带举兵起义的就有何大、钟水养等人。1900年，郑土良奉孙中山之命，率领三合会600多人在三洲田（今属深圳市）起义。这是资产阶级领导农民进行武装革命斗争的尝试，起义虽然失败，但对辛亥革命具有深远的意义和影响。辛亥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到新安后，卓风康、何玉山、吴兆祥等人也组织起一支武装队伍，攻占县衙门，结束了清朝在深圳地区的数百年的封建统治。
1911年，广九铁路修通，深圳成为广九线上的一个小车站。1914年，为了避免与河南省新安县重复，深圳地区改用旧名宝安县，县治设在南头。1924年冬，在大革命的前夜，中国共产党广东区委派黄学增、龙乃武等人到宝安建立党、团组织，开展工农运动。省港大罢工爆发后，深圳地区成为广州与香港的联络点，中共党组织领导工农举行反帝、反封建的大示威，配合省港罢工工人纠察队和铁甲车队封锁香港，使英帝国主义受到沉重打击。
大革命失败后，从1927年12月到1929年10月，中共深圳地区党组织在省委领导下，先后三次领导人民举行武装起义，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起义失败后，转入地下坚持长期斗争。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深圳地区人民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10月，日寇在大亚湾登陆，深圳人民在党的领导下随即成立惠（阳）宝（安）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曾生任队长）和东(莞)宝（安）惠（阳）人民抗日游击大队（王作尧任大队长），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先后收复过南头县城、葵涌、沙鱼涌，缴获了大批敌军用物资，打击了日寇的气焰。1940年8月，这两支抗日武装统一编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开辟了东莞大岭山抗日根据地和以石岩为中心的阳台山抗日根据地。在粉碎敌、伪、顽多次"扫荡"中建立了路西、路东抗日根据地。香港沦陷后，抗日游击总队又开辟了港九敌后游击战场，抢救困留在香港的著名文化界人士与民主人士，营救国际人士近千人，受到中共中央的称赞和海内外各界人士的好评。1943年底，东江纵队在坪山正式独立（司令员曾生、政委林平、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作尧），更大规模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三大抗日武装力量。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时，东江纵队已在战斗中发展到1万余人，八年共歼敌9500余人，先后解放了惠阳、宝安、东莞、博罗、增城、海丰、陆丰等县及大小城镇数十处。
抗战胜利后，为了贯彻党中央和平、民主建国的方针，1946年，东江纵队2500人北撤山东烟台，其余部队大部份就地复员。不久，国民党反动派撕毁协议，发动全面内战，迫害和杀害东江纵队复员人员和革命群众。中共广东区委为了自卫，决定恢复武装斗争，于1947年春成立了惠东宝人民护乡团。这支部队在斗争中不断成长壮大，并在此基础上组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江南支队，先后粉碎了敌人发动的两期重点"清剿"，解放区得到巩固和扩大。
1949年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成立，革命力量更加壮大。在全国解放战争的大好形势下，深圳地区军民积极配合南下大军作战，不断取得胜利。 1949年10月1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区纵队发动军政攻势，促使盘踞于深圳地区的国民党交警大队于1949年IO月14日举行起义，深圳地区终于宣告和平解放。宝安县人民政府随之成立，县政府设在南头，在深圳设立镇政府。
深圳地区解放后，先后成立了沙（头角）深（圳）宝（安）军事接管委员会，后来改为沙深宝边区委员会。1952年10月取消边区委员会和军管会，政府管理职能由宝安县人民政府行使。 深圳解放后，残存的国民党散兵、土匪、特务时常对人民政权进行袭击、骚扰。1950年初，国民党曾派飞机对深圳进行轰炸、扫射，造成了严重的破坏。深圳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一方面接管国民党留下来的政府机构，建立各级人民政府，一方面积极开展清匪反霸的工作，边境地区的治安很快得到了恢复。经过千百年封建专制的压迫和几十年的战乱，人民终于当家作主过上了和平的生活。解放了的农民渴望获得土地。
1950年冬，在党中央领导下，深圳、宝安地区开始进行土地改革试点（宝安县是广东省三个试点县之一）。土改运动是反封建的土地革命运动，把几千年的封建地主所有制改为农民土地所有制，在农村推翻封建势力，建立党领导下的民主政权。土改得到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拥护，原来许多在香港打工的宝安农民也纷纷回到家乡参加土改，投身家乡的建设。土地改革调动了农民的巨大生产积极性，农村面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生产得到了较大的发展。1952年秋，宝安全县胜利完成了土改复查工作。农民获得了土地，实现了他们几千年渴望土地的梦想。他们努力生产，勤劳致富，由衷地从心底里喊出："翻身不忘毛主席，幸福全靠共产党".这一时期宝安县属珠江地区，地委设在石岐（现中山市）。1953年，土改运动结束后，撤销地委，成立区党委，宝安县属粤中区，区党委设在江门。
土改完成后，生产有了极大的发展，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的矛盾又出现了。当 时，许多农户不是缺少耕牛、农具、种籽，就是缺少劳动力，有些困难的农户不得不把分到的田又卖给别人，农村出现了两极分化。这些困难桎梏着生产力的发展。成立经济联合体就成了进一步发展经济的必然。于是，从1953年秋开始，党领导全县农民办起了互助组，每个组由三五户农民自愿组合。互助组的产生使农民能够在生产上互补互助，生活上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农村经济得以持续发展。
1953年底，中央作出关于成立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领导农民从个体所有制逐步向集体所有制过渡。1954年春，宝安县在沙井镇新桥村、西乡的黄田村、观澜的马坜村试办三个初级合作社。由县里派出的工作组，经过几个月的思想动员，帮农民算经济帐，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成立了初级合作社。农民进入初级社，土地入股有分红，农具、耕牛可折价，土地私有制并没有完全改变，农民的积极性仍然很高，生产有新的发展。1955年春，在全宝安县推广三个试点单位的经验，铺开了办初级合作社的工作。这一时期，生产发展使人民生活有很大改善，党在农村中的威信提高。1956年，恢复地委建制，宝安隶属惠阳地委。
随着全国农村形势的变化，宝安的初级社刚建立不久，到1955年下半年，就转为高级合作社。高级社开始还是以10户、20户的自然村为单位，后来又发展成百户至几百户的行政村为单位。小集体变成大集体，半集体所有制变成了完全的集体所有制，农民的土地无条件归集体所有，劳动工分代替了土地分红。
1958年，高级社刚办了一年多，正处在稳定时期，全国又开始了更大规模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央决定用15年时间实现土地私有制向公有制的转变，在农村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但在实践中却急于求成，只用五六年的时间，就完成了这个转变。尽管人们当时对这种急剧的变化普遍没有思想准备，但仍然陶醉在以往取得的成就中，欢呼这一转变。
宝安县成立的公社都很大。比如罗湖、上步、沙头角区为一个公社，称为"南天门公社"；布吉、平湖一带是"红旗公社"；南头、西乡为" 超英公社"；沙井、松岗叫"超美公社"。手工操作的农业生产，用大集体的经营方式不可避免地会造成管理上的混乱，领导上出现瞎指挥，在分配问题上出现平均主义。
1958年冬，撒销惠阳地委，宝安划归佛山地委。1959年，惠阳县的龙岗、坪山、大鹏三个公社划归宝安。 由于几千年封建专制的统治，中国的农业始终还停留在人力畜耕的阶段，生产力很不发达，农民在分得田地后，走互助合作的道路是历史的必然，但频繁变动生产关系，以为公有制的形式越高越好，这就违背了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脱离了生产力发展的现实，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给农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带来巨大的损失。
1960年初，党中央、毛主席提出调整生产关系，纠正共产风，把人民公社一级所有改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自负盈亏。公社、大队、生产队都缩小规模。一个生产队以一个自然村十几户农民组成，这样安排农活就能够从实际出发，克服了管理上的瞎指挥，取消公共食堂，以生产队为单位实行分配，按劳计酬。这一系列政策，获得广大干部和农民的衷心拥护，农业在调整中得到恢复和发展。
宝安县委书记李福林贯彻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带领县委一班人深入进行调整研究，提出了"利用香港，建设宝安"的战略思想，并提出"三个五政策"得到了广东省委书记陶铸的支持。政策规定：每个生活在边境地区的农民每个月可以去香港5次，每次可以带农副产品出境，价值不超过5元。每次允许带回5斤东西，价值亦不超过5元。过境农民不仅可以到香港探亲访友，还可做小生意，带回一定数量的粮、油、糖等副食品。此外，政策还规定生产队可以对香港实行小额贸易，出口甘蔗苗、稻草、草皮、河涌杂鱼、吊钟花等8种物资，收入归生产队所有。由于实行了灵活政策，狠抓了农业生产，宝安地区在经济困难时期基本上没有饿死人现象。宝安的农业因此有了较快的恢复。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宝安还借粮给博罗、东莞、惠阳等县。陶铸还根据宝安的建议，指示把深圳建为全省十大旅游区之一，为此深圳新建了新安酒家、深圳戏院等一批旅游设施。
为了增加粮食产量，支援全国社会主义建设，宝安县从1955年开始逐渐扩大水田面积，把水稻单季改为双季。到1958年，种双季的水稻面积从原来的30多万亩扩大到46万亩，到1963年，种双季稻的面积扩大到70万亩左右。为此从高级社中后期起，宝安就开始大办水利，建起一批蓄水量几十万方到几百万方的中小 型水库。1959年国庆刚过，深圳水库便破土动工了，全县干部群众总动员，县委5位书记，除留2位抓日常工作外，其余都上了大坝工地，各公社的主要负责人也亲自带队参加深圳水库的建设。工地上最多人时，一天近4万人。当时工地上唯一的机械设备就是2台拖拉机。拖拉机担任坝顶的压土任务，挖土运土的工作全靠人力，许多妇女把幼小的孩子锁在家里，自己日夜奋战在水库工地上。经过99天的战斗，深圳水库的大坝终于建成。1960年3月，在侨社举行了深圳水库落成典礼，县委邀请香港几百位知名人士出席，陶铸主持了这次盛大的仪式。
从1961年冬到1962年清明, 整个香港地区没有下雨，工业用水和生活用水枯竭，不得不用船到珠江口运取淡水。为了供应香港同胞淡水，广东省1962年开始修建东深引水工程。第一期工程完成后，东江之水通过深圳水库源源供应香港。最初每年为6千万立方米，随着需要量的增加，后来为1亿立方米， 1990年为3亿立方米，占香港用水的一半以上。深圳水库现在又为特区建设作出了贡献。"大跃进"后，宝安人民又建设了石岩、三洲田、龙华、高峰、樟坑经、沥下等水库，与深圳水库一起共称十大水库，这不仅解决了当时的农业用水、生活用水，还造福子孙后代，成为宝安人民历史上值得自豪的一页。1958年以来，宝安县西部地区各公社开始围海造田，据不完全统计，几年间共造田近4万亩。为了保护沿海10多万亩农田免遭海潮侵袭，早在合作化运动期间，县里每年都组织人力在沿海建立了大堤，以后逐年加固。海堤大部分是冬季农闲时建的，许多妇女身着短衣短裤，站在冰冷的海水里搬石运土，表现了宝安人民与大自然作斗争的英雄气概。
公社成立后到"文革"前，县委树立了几个农业上的典型。著名的有翻身大队、和平大队等。翻身大队一年生产300多万斤粮食，一个劳动力平均每年上交国家粮食5000斤，在全省、全国都是不多见的。这个大队1964年、1965年，每年都养鸭30多万只，在内销和支援国家出口上都做出较大的贡献。
1962年，恢复惠阳地委，宝安县仍划归惠阳地委领导。1961年，《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风景这边独好》，热情地赞扬了宝安地区的工作。1962年以来，全国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运动等。尽管如此，从总的方面来说，宝安从1960年到1965年这几年，由于党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调整了生产关系，使生产关系比较适合生产力的发展，稳定了农村局面，农业得到恢复，对国家做出了较大的贡献。干部的认识水平、工作能力也经受了锻炼，得到了提高。
1966年，开始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时期，当这个风暴席卷宝安县的时候，县委领导干部遭到批斗，靠边站。经济困难时期所执行的"三个五"的灵活政策被当作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进行批判。县委陷于瘫痪。1967年初，成立了军管会。这期间，宝安发生了两个较大的事件。一是所谓"白皮猪事件"，一是火烧展览馆。香港发生的"反英抗暴"斗争波及深圳后，文锦渡搬运工在一次冲突中抓到一名英国警官（被称为"白皮猪"），并把他关在深圳一家招待所。在与港英当局谈判放人时，这位警官自行越窗逃逸。于是，这个英国人被想像为"战略特务"，他之所以能逃走，是因为很多"暗藏的阶级敌人"掩护了他。于是，宝安县到处深挖"特嫌"，这个案子牵连800多人，有300多人遭到逮捕。二是反英抗暴展览会漏电失火。这一意外事故也被怀疑是阶级敌人的蓄意破坏，因而又牵连不少干部、群众。事后查清，这两个案子纯属冤案。被牵连、被捕的人没有一个是阶级敌人。
1968年，宝安县成立革命委员会。1973年，撤销军管会。由于受极"左"路线和"四人帮"的干扰，宝安地区的工作受到极大的破坏。"文化大革命"前，宝安地区农民的收入与香港新界农民的收入大体相似。由于"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双方经济上的差距越拉越大，差距十分悬殊。这从反面教育了人民，政治路线出现错误，任你是人杰地灵，渔米之乡，也会把国民经济拖到崩溃的边缘，给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令人痛心的损失。
1976年，粉碎了"四人帮"," 文化大革命"结束。在此之前，方苞出任宝安县委书记，他排除"左"的干扰，努力发展多种经营。县委积极扶持生产队养猪、养鸡；种水果，发展荔枝、菠萝。县里还提出"以产计酬"，把种粮以外的农田分给社员耕种、管理，用生产效果计报酬，解决了计工分不顾劳动质量的问题。宝安农业生产有了一定程度的回升。解放20多年来, 宝安的农业生产几起几伏，这里究竟有什么规律值得总结？宝安的干部们开始反思。
宝安是一个农业县，解放后粮食产量有较大幅度的增长，虽然全县只有30多万人，可从1967年起，每年上交国家商品粮6000多万公斤，人均上交200多公斤，比珠江三角洲各县都高。就粮食总产量来说，在惠阳地区仅次于东莞，名列第二。
宝安在粮食生产上对国家的贡献是众所周知的，但工业始终处于落后的状态。解放后，宝安虽然先后建起了农械厂、石灰厂、砖厂、糖厂、酒厂、纸厂、磷肥厂、氮肥厂、罐头厂等与农业配套的厂家，但产值很低。特区成立前的1978年，工业总产值还只有6000万元人民币，与1950年相比，只增加了8．2倍，远远低于全国的增长水平（全国工业总产值1979年比1949年增长32倍），也远远低于珠江三角洲其他县份同期的增长速度（惠州22．4倍，东莞10多倍，佛山37.3倍，顺德10倍，中山20倍，台山25倍）。
在宝安，曾出现过三次非法移民（逃港）的高潮，流失了大量劳动力，丢荒了大片土地。第一次1957年前后，实行公社化运动期间，一次外逃5000多人；第二次是1961年，经济困难时期，一次外逃1．9万人；第三次1979年，外逃3万人。对于只有11万劳动力的宝安县来说，不啻为一次大失血，面对越来越严重的外逃局面，引起了县、市委领导的焦虑：为什么解放这么多年了，人民当家作主，自己掌握了生产资料，还会有如此多的人向往西方，向往资本主义社会的香港？过去，把这种现象解释为"阶级斗争的反映"，"阶级敌人造谣破坏造成的恶果"。为了解实情，县委派出干部到人民中间去进行调查研究。通过调查, 他们了解到外逃的根本原因，是我们的生产、生活水平与香港相比，差距越来越大。由于片面地执行"以粮为纲"的政策，脱离了宝安地区的实际情况，丢掉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地理优势，在地多人少的情况下，没有大力发展经济作物，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以粮食为例，每100斤粮食仅值9元钱，按每个农民一年种3亩田，每亩1000斤计，一年辛苦到头，收入仅为300元左右，尽管宝安每年上交国家9000万斤到1亿多斤粮食，但农民的收入却很低。而如果发展水产业，1斤基围虾值港市80元，1亩田自然养殖25斤，可收入港币2000元，值人民币800元，比种1亩水稻增加7－8倍的经济价值。又如，宝安一个农民劳动日的收入为0．70到1．20元，而香港农民劳动一日收入60--70港币，经济收入对比如此之悬殊，难怪人心向外了。
面对这种严重的情况，县委在思考，省委在思考，中央也在思考。
1978年3月，国家计委、外贸部派了一个工作组来到深圳（由外贸部基地局局长杨威带队），研究如何把宝安与珠海建成外贸基地，以便加强农副产品出口，多为国家创外汇，同时提高当地人民的生活水平。
要办出口基地，最大的困难是没有经费。深圳水库每年供应香港水的费用和卖给香港海沙的费用，全部上交国家。县委书记方苞建议，国家把每年卖海沙钱的1／3（400万港元）留给宝安办出口基地。国家计委工作组同意了这个建议，国家计委副主任段云在广州拍板定案。这样，宝安当年就用这400万港元开展养猪、养鸡、养虾、种果等多种经营活动。1978年，宝安建立了第一个养鸡场（发展到现在，每年出口香港1000多万只鸡，仅这一项收入就达3亿港币）。在公明镇楼村开垦5000亩荒地，第一次种植1万棵荔枝树（后来发展到1万亩， 10多万棵果树），以后又陆续建了18个果园，每个园种1万棵荔枝树。
1978年8月，广东省委派省计委副主任张勋甫带领省外贸局、商业局、省经委、计委一批干部，分成两个调查组，前往深圳和珠海调查这两个地区的现状及前景，研究能否在这两个地方分别建立以生产出口产品为主的边境城市。调查组分战线进行调查。宝安县委领导对这次调查给予了大力配合，他们提供材料、开座谈会。经过一个月的调查，整理出一份报告。报告建议，把深圳与珠海由县改为市，并提出了某些发展措施，如减少水稻面积，搞多种经营，发展商品经济。报告认为，照此发展，其建设速度将不会低于香港。省委书记习仲勋和其他领导听取了汇报，表示完全赞成调查报告的意见。并以广东省委、省政府的名义向中央、国务院写了《关于宝安、珠海两县外贸基地的市政建设规划设想的报告》。张勋甫带着这份报告去北京，向国务院有关部委领导进行了汇报，并由国务院上报中央领导。
1979年1月23日, 广东省委下达文件，成立深圳市和珠海市，两市受省委和地委的双重领导，称为半地级市（撤销宝安县）。省委派张勋甫到深圳市委任书记，主持全面工作。方苞任书记，贾华任市长，曹喜之任副书记。从惠阳地委、佛山地委、韶关地委调来一批干部充实和加强领导。
1979年2月，国务院下达文件批转广东省委的报告，要求深圳、珠海要在若干年内"建设成为具有相当水平的工农业相结合的出口商品生产基地，建设成为吸引港澳游客的旅游区，建设成为新型的边境城市"。国务院文件的下达在深圳引起强烈的反响。深圳市委立即组织传达学习，经过学习、讨论，干部、群众增强了信心，普遍认为，中央精神符合深圳的实际情况，只要中央给政策，深圳地区的生产是可以搞上去的。针对深圳种水稻价值低和人少地多的矛盾，深圳市委又以区委的名义上报关于调整生产方针，改变生产结构，发展商品经济的方案，方案得到省委的同意。政策还允许过境耕作的农民（深圳在新界还有4000 亩土地），可以利用香港居民丢弃的五、六成新的汽车，冰箱。与此同时，着手与外商洽谈，发展来料加工业和旅游业。 |
| 责任编辑：灰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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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历史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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